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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明辭去中國籃協主席的傳聞在網絡熱傳，多方消息源說法不一。

對于媒體的問詢，中國籃協的工作人員表示“姚主席在單位呢”，而籃協副主席徐濟成則回應稱：“別聽那些，謠言！”

但也有消息源披露，姚明的辭呈已被批準，而臨時接替他的，將是籃協現任副主席中的一位。

眾說紛紜，至于事態如何發展，最終還要等官方的口徑。

姚明從2017年起擔任籃協主席，至今已有7年，他上任之初，背負著改革中國籃球的使命，而當時的大環境，確實也是對改革派極為有利的。

與姚明出任主席同步，當時另一個人事任命釋放出的改革信號也極為濃厚。

同在2017年初，李金生接替信蘭成，成為籃管中心主任，姚明和李金生同臺唱戲，承載著中國籃球體制改革的希望。

李金生是科班出身，北京體育學院畢業，長期在籃管中心工作，當過中國男籃領隊、競賽部主任等，被視為籃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
前男籃主帥、名宿蔣興權曾這樣評價李金生：“在籃管中心的干部里，他跟隊時間最長，對訓練、比賽和隊伍管理都很有經驗，很內行，我對他很有信心。”

姚明出任籃協主席，可以說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關系。那個時候，姚李組合的出現，反映出國家對籃球管理機構改革的決心。在當時，“去行政化”是整體改革方向。

過去，中國體育運動項目的行政管理機構（比如各項目的運動管理中心）和項目協會（例如足協、籃協），通常是“兩塊牌子、一套人馬”，管辦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
而在2017年前后，改革的大方向是：管辦分離，改變行政體育思路，真正放權給各運動協會，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。

舉個例子，同在2017年，體育總局下屬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正式注銷（于前一年撤編），足協與總局在“形式上”脫鉤，管辦分離邁出一大步。

當然，至于后來“脫鉤不脫離”的名言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在姚李上任之初，籃球改革也被認為會朝這個大方向發展，很多人認為，李金生的使命，是帶動籃管中心和籃協進行改革，逐步讓籃管中心退出歷史舞臺，讓籃協去行政化，真正邁向職業化。

而要走好這一步，就需要專業化的人才，比如姚明。

在姚主席上任時，李金生說：“籃球專業出身和更好的籃球視野，這些優勢都讓姚明非常適合中國籃協主席這個職位，他干事很鉆研，當籃協主席很合適，也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的心愿。”

在任上，愛鉆研的姚明確實推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
比如“雙國家隊模式”的嘗試，努力為年輕教練和球員創造機會和競爭氛圍；

比如CBA球員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資帽制度、股份分紅制以及轉會制度規范化，試圖加速CBA的職業化進程，避免少數球隊壟斷，促進聯賽整體繁榮；

比如推動三人籃球發展，推廣小籃球項目，讓籃球多元化多渠道開花；

當然，有時候，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
例如體教結合、青訓重心轉向校園籃球和大學生選秀。可惜，這不光是體育部門的事，還涉及到教育乃至社會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話題。

在上升通道狹窄的當下，當升學就業仍是絕大多數孩子唯一現實選擇時，姚明想讓籃球和體育成為學生成長和階層上升的一個途徑，難免碰壁。

有這樣一句話，在時代大勢面前，個人的努力有時太過渺小。

其實在姚明上任前，中國男籃的滑坡已經開始了。

2014年仁川亞運會，中國男籃排名第5，這是1974年以來首次無緣亞運獎牌；2017年男籃亞洲杯，中國隊也只拿到第五，是亞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績。

姚明任期內，男籃兩屆亞運一金一銅（2018/202），2022年亞洲杯獲得第8名，兩屆奧運會都無緣決賽圈。女籃方面，2022世界杯亞軍是一個亮點，但巴黎奧運會鎩羽又讓人失望。

所以，對姚明較為客觀的評價，也許是他在大廈將傾之際，未能挽狂瀾于既倒，但真的很難責難他是籃球整體滑坡的責任人。

姚明上任時有一句名言：中國籃球改革“需要一場大手術，而不是小修小補”，后來男籃屢次兵敗時，這話反復被拿出來作為對姚明的嘲諷：大手術在哪兒？

可也許更該提出的，是這樣一個問題：

如果說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，更像是“小修小補”，那么事關籃球管理體制改革的大手術，解決行政管理制度與職業化市場化的核心矛盾，是作為主抓技術性工作的籃協主席，能夠說了算的嗎？

姚明上任一年后，李金生在2018年從籃管中心主任位子上離開，“姚李搭檔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
管辦分離的改革，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，依然“中途半端”，且是否需要繼續走下去，似乎有了爭議。

在中國體育圈，足球和籃球是管辦分離職業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銷，但籃管中心等其他項目中心的改革，都采取了保留機構的做法。

換句話說，摸石頭過河的同時，也為過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，一旦改革效果不好，還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
2017年姚明上任時，總局下發《關于籃球改革試點的有關事項的通知》，籃管中心的“業務”職責移交給籃協，輿論一度歡呼這是“脫鉤”了。

但時至今日，在重大決策時，籃協依然要聽籃管中心的指導意見。籃管中心的高層，兼任籃協副主席，既是協助姚明工作，也有監督指導的意味，可謂“既是副手，也是上級”。

所以，坊間有關姚明有無實權的議論，并非空穴來風。姚明當然有推動改革的權力，但這個權力的授權來源于哪里？當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顯時，這個權力是否會被削弱，甚至被收回？這些都是坊間的疑問。

也許，可以這樣理解，姚主席是技術官僚，在具體技術性業務上擁有話語權，但也僅此而已。

隨著中國籃球最大KPI——國家隊成績——的滑坡，姚明難免開始遭到質疑。

甚至一些自媒體還有了姚明利用職權貪腐的炒作，但在籃球圈里，根本沒人信。

舉個例子來說這件事，中國人壽本是姚明個人贊助商，每年代言費幾千萬，姚明為了給CBA拉贊助，提出讓人壽把贊助費直接給聯賽，而個人形象讓人壽繼續使用。單沖這件事，你就知道，姚明干主席，不是為了錢。

不過，即使個人品行并無瑕疵，但國家隊成績的硬傷，難免影響姚明的話語權。

因為這是中國體育行政體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標準，塔基的建設漫長而難以衡量，只有塔尖看得見摸得著。

細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，密集推出的時間點，都是在他擔任籃協主席的前期，而中后期的姚主席，給人印象更像是一個男女籃的領隊和督導。

一方面，主抓國家隊成績，是他后期的指標性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許抓好國家隊，才能幫他爭取到更大話語權。反之，則會……

在男籃輸給菲律賓，無緣奧運會后，姚明表示自己會承擔責任：“承擔責任兩種方式，一種是我辭職回家，杭州離上海也近；另一種是繼續向前推動（改革）”。

現在看來，當一條路走不通，或者當他感到無力再向前走時，另一條路也許就是無奈之選了。

姚明還說過這樣一段話：“我們習慣于把責任找一個名氣最大的人來扛，但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，以后誰再來向前推動？該怎么做？這是更重要的問題。”

說這話時，是男籃兵敗之后，有記者暗示責任不光是主帥的，還應該有位子更高的人來擔責，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
也只能到這個層面了。（李普利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