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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賽北京賽區U10組踢假球的新聞，日前鬧得沸沸揚揚，也挖出了中國足壇青訓體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，看似只是基層的“小事”，但這樣的土壤與環境，能培育出什么樣的苗子，實在令人擔心。

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近年來，中國足球圈一直有呼聲，希望踏實下來學習日本青訓，但從這次10歲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，不先割除中國足壇某些社會文化、思維習慣上的疾瘤，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過來，恐怕也會在這個大環境下變味走形。

井上孝浩，日本青訓從業者，福岡黃蜂俱樂部青訓總監，曾培養過富安健洋等優秀球員。關于青訓，井上很樂意談一談他的認知與心得，從他的視頻分享中，我們既感慨日本青訓在一些細節上的認真，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實是某些大環境上的差別，即足球所植根的“社會文化土壤”的不同。

在中國的各級球隊中，時常有這樣的傳聞：為讓孩子踢主力，要搞好和教練的關系，甚至家長還要“上供”，對此人們似乎已見怪不怪。當這個問題被提給井上時，他卻覺得是個新鮮事。

“我在日本青訓一線工作了20年，幾乎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況，如果教練向這種東西低頭，那他就不配做教練。”

這里的關鍵并不是“日本就沒有人情社會”，井上也承認日本社會有復雜的人際結構與上下關系；關鍵在于——青訓崗位把“足球判斷權”牢牢握在專業人員手里，并形成組織層面的保護機制。

“如果有家長試圖對孩子的比賽施加壓力，作為管理者，我會嚴肅提醒他們。為教練創造干凈的環境，讓他們能安心指導孩子，我認為這樣的環境很重要。”

“如果教練在挑選首發、決定派誰上時，腦子里想的是家長的臉色，那就太糟糕了。教練必須只看孩子的表現，做出公正評價，思考如何讓孩子成長，基于這一點來確定首發，我認為確保不受家長影響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在井上的理念中，樹人是第一位的，而孩子在低齡階段的成績，其實并不那么重要。

“對于教練來說，兩件事不能做。第一，不否定孩子的人格，不否定孩子作為個體的存在，教練說出怎樣的話、給予怎樣的指導，這很重要。比如說‘輸球就是因為你’、‘有你在球隊氣氛都變差了’這類話，孩子聽了一定不想繼續在這里踢球了。第二，不與其他球員做比較，唯一比較的是和過去的自己比，這能提升孩子想變好的動力。”

這種對孩子心理與人格的基本尊重，它不保證每個孩子都成球星，但至少讓更多孩子愿意在體系里待得更久——而“待得久”，恰恰是晚熟球員的生存前提。

“請不要輕易斷定孩子有沒有天賦，要多關注孩子是否擁有對足球的熱情。有很多暫時無法提升自己的孩子，比周圍人遜色，踢不上比賽，被教練批評，也有很多孩子為了成為身邊優秀者那樣的球員而努力，為了追求更高目標而愿意改變自己。”

“能成為職業球員的人是有限的，在中國和日本都是這樣，只有極少數選手能走上職業道路。什么時候決定一個人能否走職業之路？大多球員是在18歲，在日本來說，是21歲到22歲左右才能確定下來，絕對不會在12歲、15歲就蓋棺定論。”

“相反，很多在12歲到15歲踢得不夠好、心懷不甘的孩子，是因為身體發育跟不上，沒法自如發揮，他們中有些人會在16歲、17歲迎來爆發式成長，這種18歲前經歷過很多挫折的孩子，到了20歲反而一下子突飛猛進。”

“我們作為教練，必須去看清每一位球員的成長高峰什么時候會來，12歲時就決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。反倒是很多小時候被看好，覺得‘這孩子一定能成為職業球員’的人，最后反而沒成。”

不急功近利，而是重視對孩子的培養，講究耐心，通過體系的設立與幫助，反復給孩子機會，讓他們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點，也能有機會出頭……井上認為，這是日本足球青訓強大、人才源源不斷的根源。

“日本青訓能做到穩定的培養人才，絕不早早扼殺孩子的才能。直到大學、直到22歲，都能持續接受青訓，這種環境在日本全國各地都存在，也是日本穩定人才培養體系的強項。”

井上提到的另一個關鍵點是：幾乎所有日本青訓參與者，都重視孩子的在校學習，甚至優先級放在踢球之前。他們認為，在這個年齡段培養出優秀的綜合學習能力，將決定孩子未來能走多遠。

“你如果問日本教練，幾乎所有人都會回答：上學更重要。只有保證自己的在校學習時間，在個人生活上也能穩定下來，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，我們都是這么認為的。在日本如果學習成績不好，甚至連踢球資格都可能被剝奪。”

“在日本的教育體系里，首先是學校，然后才是足球。你看過在歐洲活躍的日本球員采訪嗎？他們幾乎不需要翻譯，直接用英語、意大利語、法語回答采訪，正是這些學習能力很強的球員，如今在歐洲大放異彩，我認為這已經成為了日本球員的標準素養了。”

日本足球的體教結合，在基礎與提高這兩個環節分得很清楚。學校里也有足球課，但那是為了培養興趣，而真想繼續踢好球，要靠個人去俱樂部、社會機構“練級”。

“在日本學校里教足球課的老師，是班級的班主任，并不是足球教練。日本學校確實有足球課，但只占全部體育課的10%左右，剩下的內容都是單杠、體操、跳箱、墊上運動、躲避球之類。”

“足球課目的就是讓男孩女孩一起開心踢球，所以足球課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，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，就會加入足球俱樂部，去足球培訓班學習，這是日本學校足球教育的現狀。”

學校教育和足球教育，是相通且互補的，在家庭、學校、社會里學到的東西，與踢球學到的東西，同時支撐起一個孩子的未來發展。

“在日本，不覺得禮儀教育是什么‘高等教育’，因為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，比如打招呼、對隊友的感恩、對父母的感恩，這些都是平時在場下培養的，再比如球隊器材，撿球、搬球門、擺放標志桶……孩子們都會比教練更早來球場，自己動手。”

“對孩子們來說，這早已是理所當然的習慣，場地臟了就打掃干凈，訓練比賽結束把一切整理好再離開。在學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到了足球場孩子們也會理所當然的這樣做。”

“在日本能成為職業球員的是極少數，絕大多數孩子將來都會進入社會，從事和足球無關的工作，但他們會說：還好當初學了足球，在足球中學到的東西，在社會上真的有用。足球是團隊運動，要和隊友一起合作，這都需要思考和溝通能力，判斷力、執行力、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可以通過踢球來培養，這些正是步入社會后必備的能力。”

日本社會傳統文化中，某些被視為桎梏的因素，比如過于嚴苛的等級尊卑意識、集體化從眾心理等，是否會對足球圈的進步產生不良影響？井上認為，文化及思維層面的影響是難免的，但已經有了積極的改變。

“日本社會確實存在上下關系，但是否作為一個必須遵守的鐵律在流傳？其實正在發生變化。”

“和前輩接觸時當然要保持禮貌，使用敬語認真打招呼，懷著敬仰去尊重，但前輩借此去支配、命令后輩做事的這一狀況，已經逐漸改變了。前輩會通過實際行動來示范，比如準備器材和整理場地，讓后輩觀察和學習，即使是前輩也會為球隊整理行李。”

“在日本人心中，往往有一種傳統心理，不愿承擔責任、害怕冒險的心理，待在集體里會覺得安心，因為責任似乎被分散了。但對于足球來說，在這種心理之外，也要尋求個人自我表達的平衡，才能不斷成長。鼓勵選手們不必過分拘謹，表現自己，讓他們更勇敢的去嘗試和挑戰。”

一個社會、社群的傳統文化思維慣性是極為強大的，有時候，要想做出改變，需要努力去掙脫這種慣性。井上認為，至少在足球青訓層面，日本足壇一直在努力擺脫這種社會心理慣性，鼓勵孩子去獨立思考。

井上說：“我認為敢于表達自己的主張，是自我表現的重要方式，也意味著去承擔個人責任。”

“對孩子來說，最重要的是制定一個自我承擔責任的范圍，讓孩子自己做決定，自己承擔責任，也因為是他們自己做出的決定，所以自然而然會去努力，并承擔責任。父母、教練這些別人做的決定，責任就不會落在孩子身上，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決定的過程，決定目標，制定計劃，當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時，他們要掌握所需的東西，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井上的這番分析，也許可以解釋中日兩國青少年球員的某種對比反差。前國腳楊旭就說，中國孩子的特點是聽話，場上怎么踢，一切聽教練的，但日本小球員往往表現出更強的獨立思考能力。

楊旭說：“主動思考能力在中國孩子來說非常差，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對就很好，而且會把它帶到球場上，更多通過自己的判斷閱讀比賽，而不是教練指揮。教練只是給小朋友一個范圍，內容自己填寫，而中國教練更多告訴你，就應該這么踢，必須這么踢。”

井上回憶，比輸贏更讓他欣慰的，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練的指揮，開始作為獨立個體去思考、去成長。

“當我指導一個15歲的球員時，那是一場正式比賽，半場休息通常由教練回顧上半場，發現問題，然后針對下半場講需要改善的地方。當我試圖去講話時，那個小球員已經拿著戰術板，面對隊友在講了：如何組織、如何解決問題、下半場我們該怎么做……”

“當我看到這一幕，我很開心，教練員的作用是什么？通過教導幫助孩子掌握技能，但畢竟球員自己的成長才是關鍵，親眼見證這樣的時刻，球員自主思考并去努力執行時，他就成長了很多。”

歸根結底，踢球的孩子，不該只是綠茵場上的棋子，只會走教練劃的棋路。對于青訓來說，踢贏比賽和踢球育人，孰輕孰重，孰因孰果，確實值得思考。日本青訓被外界反復研究，但真正讓體系運轉的，恐怕不是某一條“訓練方法”，而是一整套對“人”的理解：

如何讓教練只對足球負責、讓孩子對自己負責、讓家長對環境負責；以及更重要的——把成才時間表往后移，把“能否贏下眼前這場球”、“能否踢成職業”這個執念，從青少年身上拿掉。

最關鍵的，是所有青訓都要面對的那個問題：我們的青訓培養的究竟什么？是盡快贏下青少年比賽的技能，還是讓孩子在更長時間維度變得更強、更成熟、更能承擔責任——無論他最終能不能成為職業球員。（二頭）